临床常用经方，用药味少而效宏。目前经方是指张仲景著作中的方子。经方用药是有严格规律的。他常常举例说：“用大承气汤，就得按‘四黄、八朴、五枳、三芒’的比例，如果少其中的芒硝，那就不能说用大承气汤，而是用小承气汤……”意思是说要么你准确地运用经方，要有针对性的辨病、辨证，要么不要说你用经方，只能说是你个人的经验方。比如泻心汤，某一味药的用量加大，为主药，就分为半夏泻心汤、生姜泻心汤、甘草泻心汤等，而各方中亦有一些增损，但各有其适应证，不可混用。比如用复脉汤治“脉结代，心悸动”，九味药中，不能少麻仁的滋养，且应于全方之外视病人习惯，适当加酒入水煎，如此收效要好得多。又如用经方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痹证，断不能在方中加甘草，因为本方是桂枝汤去甘草倍生姜、加黄芪而成，是治疗由阳气不足、营卫不和所致的痹证。证之临床，如本方加甘草，效果常不好。可见用方用药准确，方能切中病机，这是提高疗效的重要因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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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时方”习惯上指的是经方以外的治温热病的各家方，如三仁汤、清营汤之类。这种方剂，基本上是结构完善的，一般宜全方使用，不可过多增减。至于内、妇科等其他方，都融贯当时医家之探索经验，方始形成。如妇科中的完带汤，是很典型的例子。此方是明末医家傅青主经验之结晶，用于治疗脾虚带下确有显效，而方中白术一两、山药一两都较其他药为重。用此方则必须用全方，白术、山药亦必须用足，即各30克，效用方明显。又比如用千金苇茎汤，除了照原方比例薏仁半升（现用15～30克）、瓜瓣即冬瓜子半升（15～30克）、桃仁30枚（约9～15克）外，主药苇茎原是用苇的嫩茎二升煎汁放入他药，像这种一下难配到的药，则可以改用鲜芦根30克以上煎汁代替。总之有些古方经过实践数千百次，其结构配合甚好，还当推崇使用全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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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·刘河间曾说：“方不对证，非方也；剂不蠲疾，非剂也。”我们处方用药是否对证，是否能治好疾病，全在于“对证”与“蠲疾”。如何做到对证、蠲疾，关键在于准确的辨证。辨证是决定治疗方法的前提和依据，定什么治则，处什么方，用什么药，这是论治，是治疗疾病的方法和手段。可以说要治好病，准确辨证是前提。比如金匮肾气丸，可以治肾阳不足、痰饮喘咳、阳虚消渴，又可以治阳虚水肿和阳虚久泻。很多病可用肾气丸治愈，但主要是辨证准确，用之得当就能“蠲病”。举例来说，何老治疗一上腭癌病人，经扶正祛邪治则治疗，已稳定多年，停药已久。一周前，原病患处红肿疼痛大作，有医误认为癌肿发作，即以大量抗癌药物，服后不但不好，而且日益痛剧。复求治于何老，他诊治时仔细询问这次发病过程、原因，得知为进食时损及上腭所致，这说明上腭癌是痼疾，这次红肿是饮食所伤的新病，乃以清热消肿之药数剂而症状消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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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药物之能治病，总离不开祛除病邪，协调脏腑，纠正偏颇，和调阴阳，恢复元气。故而识习药物，先当明白标志药物性能之性和味，反映药物作用部位之归经，指示药物作用趋向之升、降、浮、沉，以及有毒、无毒、用量等。这必须经过一定程度的熟习和一定时间的实践，方能了然。”“对于方剂，从古到今，医书所载，何止千万。即从《内经》的半夏秫米汤、四乌鲗骨一藘茹丸，至《圣济总录》《圣惠方》《和剂局方》，至今仍为现代医家常用。医生应熟记各家名方，用时方可探囊取物，信手拈来。我们常用的《局方》二陈汤、逍遥散、参苓白术散，刘河间的天水散，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、朱砂安神丸，朱丹溪的越鞠丸、保和丸、大补阴丸等，都是配伍极好的名方。至于明清各医家的名方，更是不少。如王清任的诸逐瘀汤，其组成药物、用法、功效、主治、适应证和方义都应熟悉了解，运用才能准确。用得恰当，远比临时凑合的方子效果好。”

总之，要先熟悉方剂，临症时反复验之，才能深入理解它，准确掌握它。久而久之，治疗效果定能提高。